纵览这两个世纪的法理思想变迁，大致可以总结出泛法理时代的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泛法理时代的主要意义在于，法理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并且法理本身呈现出理论层次，但仍然没有提炼出成熟的、具有理论竞争意义的法理。

用现在的话简要地说就是：甲把儿子乙送给了别人，儿子长大后，甲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自从我们对那些中国人比较熟悉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

这个过程西方人花了数百年的时间。我们也提到，中国古人对人性有非常达观的认识，所谓食色，性也。这用在人才培养上，就是要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2]的大丈夫，要做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者无惧[23]的真君子。譬如，家长对子女抚养的道德义务，却变成了对子女的权利，如《十二铜表法》中的家长权下有这样的规定：家属终身在家长权的支配下。[30] 所谓督责之术，用李斯的话讲即：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

[33]也就是说，在中国，德、礼作为人性的外化及其规范，是国家治理的大本，只有当人性的外化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恶的对立时，德和礼的规范作用不敷其用，才会用法律这样的强制性手段来对付。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行为请求权，又名积极的公权，是请求国家行为或给付的权利。

根据《日本刑法》第31条的规定，所剥夺的公权包括：国民特权，就官之权，得勋章、年金、位记、贵号、恩给之权，许佩外国勋章之权，编入兵籍之权，在审廷为证人之权，但仅系陈述事实者不在此限，为后见人之权，但得亲属允许为其子孙谋者不在此限，为破产者之管理人或管理会社及管理共有财产之权，为学校长教官学监之权。在法理学上会认为，权力和权利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互换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还包括基本权利派生的权利以及其他一般权利，行政相对人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化，存在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是需要通过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而获得、发展和得到保护的利益。进入新世纪之后，公权论借助于公权利的概念再次兴起，并逐渐侧重于第三人公权利的保护，回应了新的时代关切，这也将成为公权论新的增长点。

由此，虽然公权论从总体上已经退出公法学，但其部分内容通过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体现，并有了一定新时期的内容。进入专题： 公权 公权利 国家公权 第三人公权利 行政法律关系 。

公权可区分为国家对于个人而有的公权与个人对于国家而有的公权。[35]也就是说，毛雷尔的主观公权利与传统的公权论是一致的（表述上的差异应是翻译引起的），原本包含公民的公权和国家的公权，[36]只是该书只讲公民的公权。该词主要是因行政诉讼的主客观诉讼性质论争，特别是与《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原告资格的判断基准讨论而得到较多推广的。在现代分配行政的背景下，相对人公权利与第三人公权利的再划分、类型化，则是公权论新的使命。

法律上的权利就是依法律的保护以主张人格。[23]参见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196页。[22] 1989年，张焕光、胡建淼出版的《行政法学原理》首次在教材中以相对人作为一章的章名，并提出了行政相对人的概念。至此，清末所使用的公权一词的内涵就是公法上的权利，它与公法私法之分相关联，它主要是在公法上个人权利的层面上来说的。

[24]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31—132页。国家在国内法上的公权依其内容可分为形成权、强制权及公物权三种。

[4]参见泷川:《公法上之人格》,载《政法学报》第3卷第5期(1903年)。谁是公权的享有者、公权的内容有哪些、公权的意义何在，等等问题在过去都曾发生过认识的变化。

私权利通常是指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的的个人权利。行政法上的权利因具有相对性，故而在下列两点上与私法上权利不同：第一，不能抛弃。1985年，应松年、朱维究的《行政法学总论》在行政法关系中除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外，简要谈到了其他当事人（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公民）的权利义务，但多为列举性规定。行政相对人，是指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即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组织。有宪法而君民之争以息，有民法而民与民之争以息，有行政法而民与官之争又息。[8]参见保廷梁:《大清宪法论》,上海江左书林、模范书局1911年版,第7页、第458页以下。

相对人是行政相对人的简称，是指在具体的行政管理关系中处于被管理一方的当事人。同一概念之下包含两个异质的内容，也不便明确指代。

参政权又名主动的公权，是构成国家机关、参与公务的权利。公权可依法规及条约、行政处分、行政契约及协议、选举而产生，也可以依法规、行政处分、司法处分、事实（权利主体消灭、期限终了、目的物灭失、权利存续要件消灭）、时效而消灭。

该文的译者按指出:公法学者最当严区分公权与法之反射。[9]参见黎兴殷编述:《比较行政法》(上卷),中国法学会1913年版,第159页以下。

此外,在诸如臧某凤诉砀山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案[(2016)最高法行申2560号]、李某秀诉山东省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2016)最高法行申2864号]等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使用了主观权利的概念。第三，团体与人民的关系，其性质虽与第二种关系不同，其关系的发生完全缘于公益者，亦属公法关系，其权利仍为公权。在中文中，在权利或公权利之前加上主观二字，既易生误解（这是主观上而非客观存在的权利），也没有必要（权利本就是受法保护的利益，可寻求救济和保护，再强调其主观性，无非是同义反复）。以是而言，则公私之辨严矣，又何疑于人民之不得为有权力者耶？二是与私权相对，由国家赋予，为公益而生。

而公法上权利则置重于其归属主体，因为只有属于该主体，才能合乎公益，故原则上不可转移。所谓公法上之权利，如有关信教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利、及选举被选举之权利等，皆公权也……从来学者有以一切法律上之关系，尽纳之于权利关系之中，如征收租税、科断刑罚，皆国家对个人所有之公权也云云，以余观之，恐非至当之论。

若个人绝对无限地服从于国权，则个人对于国家全无人格，而为奴隶。其二是积极的公权，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依据法规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

欧洲自18世纪以来，政治上的变迁，可分为三个时代。[38]虽然可以在理论上论证国家的公权利,但在讨论国内问题时主要还只是国家所有权问题。

公法关系中的权利，名为公权，与公权相对应的义务，名为公的义务。一是与国权相当，但也本于人民。2000年，方世荣出版了其博士论文《论行政相对人》。[32]1913年翻译出版的狄骥著作指出：法Droit之一字，有二义焉。

主观公权利不仅存在于公民—国家的关系，也存在于国家—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法人相互之间的关系。行为请求权可以分为对于司法机关的权利与对于行政机关的权利，前者最主要的是起诉权（为请求审判的权利，包括诉权和行政诉讼权），后者包括请求许可特许的权利、请求确认或公证特定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的权利、请求阅览文书或交付其缮本的权利、请求撤销违法行为的权利以及诉愿权、请愿权等。

对某法律关系的内容究竟是权利还是反射利益首先作出区分。就客观言，法乃行为之规则，使生存于社会上之人类，悉纳于其范围之内，在一定之时间，经一社会认为公共利益之保障，设有违背之者，则制裁随其后。

我们可以通过第三人公权利来形塑私人与国家以及私人与其他私人之间的关系，保护私人自由领域免受国家权力‘吞噬，排除其他私人所造成的危险。这时，立法、行政的目的在于维持一国的安宁，除去人民的危害，而未暇为人民谋福利。